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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速度不等的一个解释框架



Economics is a study of mankind in the ordinary business of life; thus it is on the one side a study of wealth; and on the other, and more important side, a part of the study of 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by Alfred Marshall

(经济学是对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是对个人和社会活动中获取和使用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的部分的研究。因此,经济学不仅是对财富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研究。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宏观经济中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经济制度是一套对人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框架,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在该框架内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因此“制度”是“人”参与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

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存在一些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中国最近四十年左右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对于类似经济现象的解释,有两种取向:一种常见的取向是以经济制度为分析框架,继续探寻之前没有被我们认知到的制度原因;本文试图尝试另一种取向,即以经济制度为一个外在于“人”的维度,并引入经济参与者的内在思维方式为另一个维度,以这两个维度作为分析框架来解释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增长现象。

人的思维决定了人的行为。真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差异需要我们追溯到其思想根源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现象与差异。

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经济总量经历了大幅增长。人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知识”(更准确的说是“人类所发现的知识”)的增长。“知识”影响了经济增长,但“知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需要“人”去掌握/发现知识后再去参与经济过程,并最终得到经济结果。换句话说,“人”掌握“知识”程度的不同会造成经济结果的不同。

  

(除了历史原因之外)对于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掌握“知识”程度的不同这一现象,有两种分析取向:

一种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先天智力差别导致“人”学习“知识”能力上的不同。例如Richard Lynn在《智商与国民财富》和《智商和全球不平等》中得出的研究结论(例如其认为东亚及西欧的人种先天智商较高,并认为这是东亚及西欧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种是认为主要原因是后天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别。本文中的论据偏向于支持是后天因素导致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对“知识”的欲望不同。这种欲望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学习“人所发现的知识”的积极程度是不同的(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东亚社会重视教育)  ---------- 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掌握“知识”的程度的不同 ---------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

  

而这种对于“知识”不同态度的原因就需要追溯的“人”生命中最重要最基本一些问题。例如“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人寻求答案的取向是不同的。有人到“神赐予人的知识”(主要是宗教)中去寻求答案(不同宗教之间又有着显著的区别);有人到科学(“人类所发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也有人到科学和哲学(也是“人类所发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宗教通常不仅仅对上述几个问题,往往还给其信众提供一些“其它的知识”。一个信徒如果从一个宗教中获得了对于上述几个人生最基本问题令其满意的答案,其精神层面常常会建立起一种对该宗教的信任感甚至依赖感,进而会更加信任该教义中给其提供的“其它的知识”,这部分知识如果与人类最近几个世纪发现的知识产生冲突,一个虔诚的信徒很可能采信其教义,而拒绝人类发现的知识。本文认为这种不同的态度导致了现实中“人”对“人所发现的知识”的态度和欲望的不同,进而也部分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





本文认可“制度”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但是认为“经济活动参与者思维上对人类所发现的知识的开放程度(Degree of mind-openness toward knowledge developed by human being)”(下文用DMOTKDH缩略)作为一个“人”的内在因素也影响着经济增长,并认为以“制度”和“DMOTKDH”两个维度共同来分析能够更易于理解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和进行经济的预测。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开放”并非以是否接受新的知识/理念为标准,而是以思维过程为标准。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生活在一百多年前并且第一次听到爱因斯坦提出“光在一定情况下会在真空中延曲线传播”的观点。不同的人对这个观点有不同的思考过程和得出不同的结论(部分人的思考过程可能如下图的A,B,C,D所示)。虽然AC的结果相同;BD的结果相同,但是BC在本文中被视为相对“开放”的思维方式(尽管BC的结论截然相反),AD在本文中被视为相对“封闭”的思维方式。



简要的来说“DMOTKD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这样的:人的“DMOTKDH”影响了人类对新知识和新理念的接受程度和思考能力。如果一个群体相对于其它群体对“人”所发现是知识理念有更高的思维开放程度,这个群体会更快的接受这些知识,理念和表现出更高知识接受能力的知识创造能力,进而这个群体会更积极的去学习“人”所发现的新的知识和新的理念。这不仅体现在零星的个体层面,在家庭层面,父母更加重视子女对人所发现的知识的学习和教育;在社会层面,该群体的教育体系会安排更多的时间和内容来学习“人”发明的知识和理念。对“人”所发现的知识和理念掌握程度越高,该群体在社会竞争中会表现出更高的竞争力,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在经济制度近似的情况下)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





上图是以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一个维度来判断或预测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



上图是本文的观点:两个维度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

上图中假设了A, B, C三个国家。三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值和“DMOTKDH”值存在着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仍可能处于相同的人均GDP曲线上。



本文无意探讨各宗教的优劣或者其信仰的“神”是否存在,而是试图考量其对真实世界中经济的影响。

本文假设不同信仰团体,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之间的先天智力差距为零或者极小,以至于这种细微的差距基本不会导致各群体经济竞争上的明显差别。如果有证据证明这种假设不成立,则本文的论点需要修正或被推翻。

本文不考虑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三个一神论与无神论,不可知论比较

亚伯拉罕诸教中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它们教义中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神是真实存在、永恒、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绝不会犯错的,其经书就是神赐予教徒的指示。

犹太教:其经书是《旧约圣经》,约公元前500年完成;

基督教:其圣经是《圣经》(包括《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约公元24世纪完成。



伊斯兰教:其圣经是《古兰经》(又称《可兰经》),相传是真主(又称“上帝”或“造物主”(The Creator))在公元609年至632年传授给伊斯兰教的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伊斯兰教的先知(Prophet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直接来自于真主阿拉,并且认为犹太教的旧约 和基督教的圣经也是真主的启示,但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经文不完整和不可靠并且穆罕默德是上帝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个使者,《古兰经》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后一本经书并且是唯一完美的经书,因此《古兰经》不需要任何修改。此外记录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几本《圣训》也被穆斯林视为作为的圣书。



基督教的经文内容相对于犹太教经文增加了《新约圣经》的内容。犹太教和基督教经文的内容大体专注于宗教故事和对于信徒日常生活的指引或规定。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不仅规定了信徒的日常生活,还另外包括了社会的政治制度、婚姻、军事、法律等多方面。

人类在最近几个世纪在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如果某一条“人”所发现的知识与一条“神”赐予的知识相冲突并且其崇拜的神自称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绝不会犯错”,一个虔诚的信徒会拒绝接受和思考这条“人”所发现的知识。例如一个虔诚相信“上帝造人”的信徒绝不会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更不会去进一步探索和发现新的生物进化知识。再例如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认为依据“神”在十四个世纪前赐予人类的《古兰经》所制定的伊斯兰教法和由伊斯兰教职人员来作为法官统治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才是完美的,因而绝不会真心接受任何人所发明的社会制度,无论其是任何形式民主或任何其它形式的专制。

从经文内容的覆盖面来讲,亚伯拉罕诸教中犹太教经文的内容覆盖面最少,基督教经文的内容多于犹太教的内容,伊斯兰教的内容又远远多于基督教的内容。因此人类最近几个世纪所发现的知识与犹太教经文的冲突较少,与之相对应的是犹太教徒对人类发现的知识接受的程度较高;平均来说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人类发现的知识的接受程度低于虔诚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因为其《古兰经》和《圣训》内容及覆盖面远多于基督教的《圣经》,因此“人”所发现的知识与伊斯兰经文产生的矛盾最多,虔诚的穆斯林会认同“神”赐予他的知识而不去考虑“人”发现的知识,所以虔诚的穆斯林思维上对“人”发现的知识的开放程度远低于虔诚的基督徒。

无神论是指一种不相信神明存在,头脑中也就没有“神”赐予的知识,所以其思维对“人”所发现的知识的开放程度要高于有神论者。(本文不再继续区分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而是简单的把两者都归为无神论者)

不可知论者常被误认为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认为形而上学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否有来世鬼神天主是否存在等,是不为人知或者根本无法知道的想法或理论。不可知论不像无神论者一样否认神的存在,只是认为人不能知道其是否存在。

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类不可能得到任何真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知论最早由普罗泰格拉提出,他的残篇《论神》中这样描述:至于,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不敢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获得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

苏格拉底悖论更是不可知论的经典表述:我知我不知(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or "I know one thing; that I know nothing"

不可知论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人无法知道神是否真正存在,因此无法得知“神给予人的的指引”是否真的来源于所谓的“神”,进而无法知道所谓“神给予人的指引”是否是真理,所以不可知论者把所谓“神给予人的指引”当作一种无法确知出处的“观点”或“观点的集合”并把这些观点和来自与“人”的观点同等看待。不可知论肯定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人能通过猜测和反驳逐渐向真理逼近,但是永远无法到达真理。据此,任何人的任何观点都不是真理,因此对于所谓“权威的观点”也需要进行理性的质疑与批判。

卡尔·波普的在科学哲学上提出的“科学知识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与乔治·索罗斯的“易错性”也是近似的表述。

下面节选了一些卡尔·波普的论述:



从不在任何一个领域设定和寻求绝对的东西,不认为科学现在所相信的便是永远正确的;而只将其看作是通往真理之路的一个阶段。

批判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如果不加批判地把什么“作为准则来接受的话,就会有走入迷途的危险。”

我们可能并且常常犯错误,但正式这种关于错误和人的可错性的观念包含着另一个观念----客观真理的观念:这个我们可能达不到的标准。因此,可错性学说不应看作为悲观主义认知论的一部分。这个学说意味着,我们能够探索真理,探索客观真理,尽管我们更可能错过真理。它还意味着,如果我们尊重真理,那我们必须通过坚持不懈地寻求我们的错误即通过不倦的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来寻求真理。

在对真理的寻求中运用自我批评,随着每次新的发现,它都重新发现我们知道得何其少:我们的无知多么严重。所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意识到他们无限的无知和他们的可错性。

像绝对真理那样的事物,即使它不为我们所知;我们可以通过纠正我们的错误而更接近它。…但是接近真理并非易事。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真理,通过错误的道路。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错误进行学习;只有乐于把别人的错误作为通向真理的踏脚石看待甚至珍爱的人,只有寻求自己错误的人才会学习:因为只有当他意识到这些错误的时候,才能使自己摆脱它们,因此试图发现错误的人,才会学习。因此,我们的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不同于我们的征服自然的观念。比较地说,前者是从错误,从迷信和从虚假偶像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他是通过人们对自己的观念的批评------尽管总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达到的自己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和发展的观念。



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在“DMOTKDH”上的主要区别本文用一个的数学题来做例子:对于“3+4=?”的问题,无神论者大多会肯定的说出答案是“7”;而不可知论者的答案会是“我的观点是3+4=7,但我有极有可能是错的”。如果这时有另外一个人声称其能够证明出“3+4=8”,不可知论者会认真听取其推理和计算过程,并重新理性的考虑“3+4=?”,如果这个不可知论者认为这个“3+4=8”的计算过程更有说服力,不可知论者会把自己的答案更该为“我现在的观点是3+4=8,但我极有可能是错的,并且我愿意听取别人对此的批判”,否则其还是会以“我的观点仍是3+4=7,但我极有可能是错的,并且我愿意听取别人对此的批判”作为答案。

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在“DMOTKDH”上的另一个区别是无神论者因为否认神的存在所以不会考虑任何“神”赐予的知识;不可知论者会把来自于所有“神”赐予的知识和所有“人”获得的知识放到同等看待,由自己的理性来作判断和选择。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一张排列图:



接下来我们把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和民间宗教信徒加到上图中。

传统上的儒家文化和民俗宗教又称民间宗教,民众宗教或传承信仰(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信仰)民间信仰者一般会自称信佛教及少数说信道教,但通常佛道不分,对佛教道教的基本教义也少有了解,因此本文把民间宗教信徒放在接近无神论的位置。

佛教和印度教的教义和经书没有像亚伯拉罕诸教那样声称存在着唯一并且无所不能真神,并且没有强调神绝不会犯错,这就给信徒留下了质疑和怀疑神谕的思维空间。但同时佛教和印度教的教义和经书又比较丰富,覆盖内容又比较广,因此本文把佛教和印度教排在接近于基督教的位置。这样就得到了下图:











下文中的东亚地区仅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而不是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地区。

本文主要选择用东亚地区与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进行比较。这个选择的原因是:

1) 人口规模近似。都在20世纪经历了人口大幅增长,现人口数量都接近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近200年都面临或曾经面临从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问题 ;

3)与近代西方文明接触时间类似(实际上近代西方文明向东方传播的时间顺序是主要受到地理距离决定,即先传播到北非与中东,然后传播的南亚,再传播到东亚。因此穆斯林社会接触近代西方文明还要早于东亚社会)

4)东亚地区与穆斯林国家是现实世界中以“DMOTKDH”排列中的两端(今天的现实世界中还不存在以不可知论者为主体的地区),易于辨析出区别(本文承认今日的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人口中以无神论居多,但是这类国家数量较少,且其无神论历史只有短短几十年,而历史上超过千年的时期为儒家文化和民俗宗教社会。并且“民俗宗教”和“无神论”在前文的“DMOTKDH”排列中是紧邻的两项,因此本文中近似的把中国和朝鲜归类为东亚的“民俗宗教”社会。另外,有的宗教统计数据显示韩国人口中基督教徒占总人口约一半,但本文此处仍把韩国归为东亚民俗宗教地区来讨论,后文会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第一个比较,科学方面诺贝尔奖(不包括文学奖和和平奖)获得者数量来比较新知识的创造能力:

穆斯林获奖者3

来自东亚社会的获奖者28

另外补充的一个例子:人类当代文明起源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存的西欧,自然而然近代科学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以欧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为主。统计数据显示约6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基督徒,约22%的获奖者为犹太人。犹太人口在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为约0.2%,欧美的基督徒约占世界人口比例的10%。欧美犹太人人均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为欧美基督徒的约17倍,也符合前文“DMOTKDH”维度上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相对位置关系。



第二个比较,世界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穆斯林国家进入前一百名的大学为0所;

东亚地区进入前一百名的大学有23



泰晤士报2017亚洲大学排名前100名中

16所来自于穆斯林国家;

70所来自于东亚地区,并且该排名中前20名全部来自东亚地区;

(该排名中亚洲第100名的Sejong Univerisy积分是30.8分。非洲也有一些穆斯林国家,但非洲穆斯林国家中没有达到30.8分大学,因此忽略不计)



US News 2017年亚洲大学排名前100名中

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大学占14所;

来自东亚地区的大学占了75所;

该亚洲大学排名前20名中1所来自穆斯林国家,2所来自以色列,其余17所来自东亚地区

(该排名中亚洲第100名的Ankara University的世界排名是557,非洲穆斯林国家仅有Cairo University(世界排名511)一所大学世界排名在557位之前)



第三个比较,中学生学习成绩: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每三年进行一次,最近一次的2015年 评估中,72国家/地区的约53万名15岁学生参与测试。

下表包括了参加测试的所有东亚国家/地区和穆斯林国家的排名成绩

数学成绩排名

 

科学成绩排名

 

1

新加坡

1

新加坡

2

香港

2

日本

3

澳门

4

台湾

4

台湾

5

澳门(与芬兰并列)

5

日本

8

香港

6

中国大陆

9

中国大陆

7

韩国

10

韩国


42

哈萨克斯坦

42

哈萨克斯坦

44

马来西亚

46

马来西亚

48

阿联酋

47

阿联酋

50

土耳其

54

土耳其

60

卡塔尔

58

卡塔尔

62

黎巴嫩

63

约旦

65

印度尼西亚

64

印度尼西亚

66

约旦

67

黎巴嫩

69

突尼斯

68

突尼斯

70

科索沃

70

科索沃

71

阿尔及利亚

71

阿尔及利亚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DMOTKDH”的群体接受基本相同的教育也会显示出不同的结果。


英国教育部发布的英国2010/11 2015/16大学入学考试A-Level成绩依据种族背景统计数据显示

华裔学生获得三个A的比例为24%,排名最高;

爱尔兰裔背景的学生获得三个A的比例为15%,排名第二;

印度裔背景的学生获得三个A的比例为14%,排名第三;

英国裔白人学生这一数字为11%

巴基斯坦裔学生这一数字为7%

孟加拉国裔学生这一数字为6%

(华裔移民中无神论和世俗宗教占绝大多数;印度约90%的人口为印度教;孟加拉国的穆斯林比例约为87%,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比例约为97%。其它东亚或者穆斯林国家/地区背景的学生比例极少,所以没有单独进行统计。)

在生物学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人种相近。按照Richard Lynn的先天智商理论难以解释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孟加拉裔学生在英国的A-Level成绩差异;但是依照其宗教背景就会比较容易解释这种成绩差异。





英国顶尖24所大学组成的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录取结果显示:

32%的华裔学生被此类大学录取;

10%的孟加拉国裔学生被此类大学录取;

8%的巴基斯坦裔学生被此类大学录取;



这些学习成绩的差异最终也会体现在工作竞争中。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力资源报告(Labour Force Survey关于英国的高级管理及专业性岗位(higher managerial and professional jobs)的调查结果显示:

18%的华裔在此类岗位工作;

9%的孟加拉国裔在此类岗位工作;

7.2%的巴基斯坦裔在此类岗位工作;



英国议会关于英国不同种族背景失业率的调查显示:

华裔的失业率为5%

孟加拉国裔的失业率为13%

巴基斯坦裔的失业率为11%

根据英国国会201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穆斯林的失业率是英国所有信仰团体中最高的 12.8%  



对新理念的态度也会因为“DMOTKDH”的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

例如,穆斯林地区和东亚地区历史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近两个世纪来自于西方的性别平等观念传播到这些地区,由于不同地区民众“DMOTKDH”的不同导致了对性别平等理念的不同态度,进而导致了性别平等程度的区别。下面列表节选自2015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性别平等指数统计,包括了该统计中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和东亚国家(该统计共包括156个国家/地区。香港,澳门,北朝鲜,台湾没有被统计在内(台湾最后一次被统计在内是2012年,其排名是世界第二)。本文中穆斯林国家指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50%的国家):

排名

国家

10

韩国

11

新加坡

22

日本

34

波黑

37

中国

38

利比亚

42

哈萨克斯坦

47

阿联酋

48

巴林

50

沙特阿拉伯

51

阿尔巴尼亚

54

阿曼

57

乌兹别克斯坦

58

突尼斯

60

马来西亚

64

马尔代夫

66

塔吉克斯坦

68

阿塞拜疆

69

土耳其

70

科威特

82

黎巴嫩

89

吉尔吉斯斯坦

93

阿尔及利亚

104

印度尼西亚

110

约旦

113

摩洛哥

117

伊朗

118

孟加拉国

119

塞内加尔

122

伊拉克

127

卡塔尔

129

巴基斯坦

132

叙利亚

138

苏丹

144

布基纳法索

145

毛里塔尼亚

146

赞比亚

148

塞拉利昂

151

阿富汗斯坦

153

马里

154

乍得

155

尼日尔

156

也门

类似的区别也存在于对与LGBT(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群体的态度。



对民主制度的态度

民主是一个人所发明的社会理念。虽然旧制度向民主的转型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东亚地区民众的高“DMOTKDH”导致在有一定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该地区会出现强烈的建立民主制度的诉求进而多次出现民主运动与民主尝试。日本,台湾, 韩国的例子可以证明在东亚社会一旦基本的民主制度框架被建立起来,本地区的高“DMOTKDH”数值能够导致高比例民众对民主理念的认可,进而可以迅速提高民主的稳定性和民主的质量;相对比的是穆斯林民众内在思维对民主的排斥导致较少比例的穆斯林地区进行民主尝试,即便能够建立起基本的民主制度框架,其民众对民主制度的相对低的认可度导致民主制度在穆斯林社会的脆弱。

下表是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6年国家/地区民主指中所有的东亚地区和穆斯林国家排名

2016排名

国家/地区

20

日本

24

韩国

33

台湾

48

印尼

65

马来西亚

68

香港

69

突尼斯

70

新加坡

74

塞内加尔

77

赞比亚

81

阿尔巴尼亚

84

孟加拉国

86

马里

97

土耳其

98

吉尔吉斯斯坦

101

波黑

102

黎巴嫩

105

摩洛哥

106

布基纳法索

108

塞拉利昂

110

巴勒斯坦

111

巴基斯坦

114

伊拉克

117

毛里塔尼亚

117

尼日尔

117

约旦

121

科威特

126

阿尔及利亚

133

埃及

135

卡塔尔

136

中国大陆

139

哈萨克斯坦

141

阿曼

146

巴林

147

阿联酋

148

阿塞拜疆

149

阿富汗

151

苏丹

154

伊朗

155

利比亚

156

也门

158

乌兹别克斯坦

159

沙特阿拉伯

161

塔吉克斯坦

162

土库曼斯坦

165

乍得

166

叙利亚

167

朝鲜

南美的大部分国家,亚洲的菲律宾和一部分非洲国家的人口以基督教为主,印度人口以印度教为主。基督教和印度教在前文的DMOTKDH”坐标中位于东亚社会和穆斯林社会之间,这也能解释这些基督教国家和印度教国家在基本民主制度框架建立后民主发展的平均速度介于日韩台和穆斯林社会之间的原因。







以“经济制度”和“DMOTKDH”两个维度来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

日本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

DMOTKDH本身非常高的前提下,战争终止和战后经济“制度”的改进帮助日本人均GDP保持了约40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世界上人均GDP的高水平。

本文认为经济制度的改进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该国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具体相对于发展速度取决于该国民众的DMOTKDH和经济制度改进的程度)(同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是改进而是后退的话,其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会低于世界平均速度甚至可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的分界点是该国人均GDP达到其“制度”与DMOTKDH两个维度所确定高度时。到达这一点后“制度”和DMOTKDH不再能够支撑该国经济超常发展;第二个阶段该国人均GDP发展速度长期与世界GDP发展速度近似。(如下图所示)









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初至今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显然,经济制度的改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依据主流的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制度”虽然优于其1980之前的经济制度,但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其“经济制度”并不占优势,因此难以解释中国长达四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本文认为以下面两个维度来分析会更容易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期,虽然中国的“DMOTKDH”非常高,但是“经济制度”不甚理想,所以人均GDP处于世界上较低水平。其时中国民众消费能力极其有限,外资投资中国主要是利用中国当时廉价自然资源和低端劳动力。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高“DMOTKDH”值。由于中国的高“DMOTKDH”值,加上从七十年代末教育体系的恢复与接下来的国际学术交流正常化,中国人平均掌握的“人发现的知识”急速增长,随之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就从“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低端劳动力”迅速向“高性价比且有一定知识附加值”转变甚至开始出现一些产品和技术上在世界领先的情况,这种转变使中国生产的产品种类覆盖面广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进而能够大量出口。这种优势帮助了中国本土出口企业的发展和吸引大量外资出口型企业来中国生产。说中国特殊是因为八十年代初世界上人均GDP较低且具有高“DMOTKDH”值的大型经济体仅此一个,因此中国在随后的国际贸易中尤其是加入WTO后国际贸易额和贸易顺差迅速增长并成为WTO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说中国不特殊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国际贸易中受益的事情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曾经发生过。

下面的示意图表示了中国1980年至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核心原因:“经济制度改革(市场化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和高度的“DMOTKDH”值。

类似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可以说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人民生活没有神的指引(尤其是没有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绝不会错的神的指引)。





同为拥有超十亿人口发展中国家,中国近4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高于印度的原因如下图所示:两个在“经济制度”处于近似的等级(甚至有可能印度的“经济制度”略优),但中国在“DMOTKDH”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因此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现今的人均GDP能够高于印度。















关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和“东亚模式”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一个国家人均GDP增长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基本处于停滞的情况。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南非和巴西几十年来一直苦苦挣扎于世界银行称之为中等收入的行列;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则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有的学者探究东亚地区经济制度上的特点并归结出一个“东亚模式” (East Asian Model):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使该地区仅用四五十年的时间就赶上或接近欧美地区历经几个世纪所达到经济发展高度。更有学者用类似的方法归结出一个“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

东亚地区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因素是经济制度的改进和本地区原有的高DMOTKDH”。而高度的DMOTKDH”这个核心因素在世界其它经济发展中地区并不广泛存在,这就注定同样的经济模式即使被复制到世界其它地区也难以取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就是说所谓“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难以在其它地区复制成功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两个说法并不成立



拉美,北非,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长期停滞不前。这些陷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基本上处于“DMOTKDH”维度的中间或左侧的位置。即使其经济制度有所改进,但“经济制度”与“DMOTKDH”两个维度共同决定了其人均GDP只能达到下图中中等收入曲线上AB之间的某一点,然后进入长期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

下图中的C国是指不同于现有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另外一种类型:其“DMOTKDH”处于高位,但是其“经济制度”停滞与于中等或中等偏低的位置,其人均GDP在增长到世界中等水平后也会进入长期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

一个国家人均GDP发展到世界中等水平之后经济发展停滞的现象有很多实例,但本文认为原因有可能是“经济制度”也有可能是“DMOTKDH”(或两者皆有)。



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DMOTKDH”的群体共存会产生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近代西方社会的基础理念之一是“平等”,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宗教平等”。但实际上在同一个社会中的“宗教平等”(不区分宗教信仰而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就业竞争机会)可能会造成各宗教群体间的经济不平等(也可以称为经济上的“宗教平等悖论”)。

我们假设一个国家内存在着“DMOTKDH”不同的两个群体AB ( 假设A 的“DMOTKDH”值小于 B ) AB各占总人口的50%AB的人均智商相等;AB接受的教育完全相同,如下图所示:

由于A的“DMOTKDH”小于B,整体上A对人所发现的知识的掌握能力和创新能力会弱于B,因而会出现 A的平均收入 低于 B 的情况,如下图(AB的“DMOTKDH”差值越大,AB的收入失衡越严重)



纳税方面会出现B纳税多于A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领取社会福利方面会出现A领取社会福利高于B的现象,如下图所示:

最近几十年欧美国家逐渐开放了移民政策。依据前文的推论,如果新移民的平均“DMOTKDH”接近或高于移民接收国,新移民及其后代能够帮助移民接收国维系现有的国际竞争力。

而现实中欧美国家与移民有关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由于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难以内视自身,而经常把问题归结于外部的心理倾向,现实中出现的A往往会产生一种认知偏差:不认为经济上的落后是由于自身思维对人所发现的知识的狭隘,而是由于B依靠贪婪,狡诈掠取了自己的财富,进而对B产生不满甚至敌视的态度。

现实中AB的人口数量常常不等,当A是人口多数并在专制社会掌握政治权利时,常常会出现制度性歧视甚至迫害B的现象。本文猜想这个因素有可能是历史上欧洲基督教社会中反犹情绪的根源。例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需要整个社会本身就存在强烈的反犹情绪才易于贯彻下去

A是人口少数并且B掌握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即使社会对AB完全平等,现实中的A也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认知偏差:不仅认为B依靠卑劣的手段掠取了自己的财富,而且认为B使用政治权力制造对自己的制度性压制和歧视,A可能会出现强烈的对社会不满甚至敌视态度,如果A的教义中有倡导对异教徒进行征战的内容,A中一部分虔诚的信徒甚至有可能会对B的平民发动恐怖袭击。







欧盟的一个经济问题

欧盟人口以基督徒为主,按照上图所示,其在“DMOTKDH”维度上并不占优势,但是世界GDP排名显示西欧的大量国家能够名列前茅。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基督徒基本上已经大部分世俗化了。世俗化简而言之就是其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思想上已不再盲信“神”两千年前赐予基督徒的知识或者干脆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了,其思想上开始大幅度接受最近几个世纪人类所发现的新知识和新理念。二十一世纪西欧基督徒的“DMOTKDH”与几个世纪前的区别如下图所示:

实质上高度的“DMOTKDH”加上领先的经济制度,使得大量西欧国家的人均GDP能够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前文把基督徒占比超过人口一半的韩国归类于“DMOTKDH”维度上的“民俗宗教”位置同样是因为韩国的基督徒实质上大多是世俗化的基督徒)

欧盟的设计者要求目前欧盟的富国更多承担欧盟运营预算和帮助欧盟内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任务,并冀望通过统一的货币政策,统一的市场,欧盟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政策对内使各成员国能够共同富裕,对外使欧盟在国际竞争中更有竞争力。但是,

  1. 实际上以“DMOTKDH”的维度来看,西欧基本上是世俗的基督教国家而东欧存在着众多没有世俗化的基督教国家;

  2. 以“经济制度”来看,欧盟中的东欧国家虽然建立了基本的民主社会框架,但民主的质量和西欧还有很大差距,也就必然造成经济制度层面的差距

本文认为欧盟的设计可能过于理想化了,“DMOTKDH”和“经济制度”两个维度差距决定了欧盟内部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可能会长期存在。欧盟中一些富国在国际经济中面临着北美和东亚国家严峻竞争,国内失业率偏高,却还要在欧盟内部长期担任掏腰包的角色,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和有意愿长期接受这种局面关乎欧盟的存续能力。



国际贸易中的不平衡现象

今日世界上存在着多个自由贸易或接近自由贸易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加入其中的原因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或者理念:长期来看,自由贸易会使每一个成员国都会从中获益(如下面图所示)。

但实际上未必是每一个成员国都能从中获益。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中,“DMOTKDH”值高的成员国会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如下图所示)。



WTO体系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够轻易进入其它国家的市场,其国际贸易额可能会长期出现顺差,大量的产品出口又长期帮助其人均GDP维持在高水品或者帮助其人均GDP更快的增长(这也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因素)。因此这类国家也几乎必然是国际自由贸易的最积极倡导者。

而另一些“DMOTKDH”值不具有优势国家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除了原材料,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外,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基本不具备任何优势。其国际贸易额可能长期维持为逆差,造成其国内失业率高,甚至有可能出现人均GDP下降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依照前文的推论,“经济制度”和“DMOTKDH”的提高都可以推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且欧洲近代的历史也证明了一个开放社会能够帮助“DMOTKDH”坐标系上基督徒及其右侧宗教信徒的“DMOTKDH”值右移到接近无神论的位置。是否存在着方法能够使一个社会的“DMOTKDH”值获得更快的右移速度和超过无神论和呢?我们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线索。

历史告诉我们当代人类文明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西欧,为什么现代文明会在“DMOTKDH”维度并不领先的基督教地区起源?本文认为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或缺,一个是印刷机在欧洲的出现;一个是欧洲国家相对面积小,并且语言都属于相近的拉丁语系(尤其是学者较多使用拉丁文写作)。

印刷机的在欧洲的出现既降低了印刷和出版的成本也促进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商数量的增多使匿名出版变得容易起来。例如大卫·休谟匿名出版了《人性论》;康德匿名出版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马尔萨斯匿名出版了《人口论》的最初版本;霍布斯匿名发表了《论公民》;斯宾诺莎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

关于第二个因素,我们先不谈欧洲而先来看一个《扁鹊蔡桓公》的中国故事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然经不起考证,却也勾勒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环境:说了真话之后可以跑。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没有这个可以逃走的可能性,扁鹊之前就不会一次接一次的直言劝谏。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可以称作思想百家争鸣时期,能够出现《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这些有质有量的思想作品,部分地区存在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是其核心原因。对于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希望表达思想的人来说,如果预估自己因为言论在本国会受到惩罚,他很可能会搬到一个语言相近且有更多自由言论空间的国家。

几个世纪前的欧洲也存在着类似的局面,笛卡尔就是担心在法国受到迫害而移居言论环境相对宽松的荷兰定居20年并在荷兰发表了《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和《哲学原理》;英国的约翰·克也曾在荷兰躲避一段时间;斯宾诺莎如果不是生长在荷兰,也可能会受到教廷更严厉的迫害;伏尔泰为了躲避教会和法国政府也曾移居英国...

我们看到,印刷机和移居他国能够帮助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和保障作者的人身安全,这些都是帮助思想和知识传播外部因素。而更核心的内部因素是这些新知识和新思想能够在欧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头脑中构建形成。本文认为这些新知识新思想能够在当时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出现是因为当时的欧洲有哲学和数学。

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最核心基础学科,其重要性人所共知。

物理学上最伟大的两位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牛顿同时也是一位哲学;爱因斯坦是位哲学爱好者。

创立了解析几何的笛卡尔和与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的莱布尼茨除了数学造诣外也同时具有的另外一个身份---哲学家;

几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主修专业是道德哲学;马克思本身就是位哲学家;凯恩斯在剑桥大学读书是曾有一时期潜心研究哲学;哈耶克同样有着深厚的哲学功底,其在芝加哥大学讲的第一堂课就是科学哲学,其退休后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了一年哲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的观点是这些这些学者的哲学基础与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哲学强调猜想和理性的质疑与批判,哲学训练能够提升学习者的思维精准度和思维的广度,进而能够提高学习者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下表所示:


直接与应用科学相关

提高学习者的思维精准度

提高学习者的思维广度

数学


哲学


由于数学与日常所接触的自然科学知识有直接的关系,它被保留到基础教育中。而哲学由于和日常应用的知识没有直接关联而被基础教育体系忽略掉了。依照上文的分析,如果在现有的基础教育中普及哲学教育,会从整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思维精准度和思维广度,进而整体上提高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知识的创新能力(如下图)并最终在经济层面上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下图表示普及的哲学教育会使一个社会的“DMOTKDH”更快的右移。在经济“制度”和原有“DMOTKDH”相近的情况下,提供普及哲学教育的社会会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高的人均GDP

(由于本文中提出观点是在青少年年龄阶段普及哲学教育,而人的经济产出高峰大约在30 – 60岁年龄段,因此普及哲学教育的经济效果大约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明显观察到)。













严格来说,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制度也是由“人”建立的,所以并非完全是一个外在与“人”的因素。但是现实中一旦经济制度建立起来后,绝大多数人是遵从现有的经济制度并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框架下进行经济活动,很少会去思考和尝试修改现有的经济制度。因此本文把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外在与“人”的因素来考虑。

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ISBN 978-0275975104

IQ and Global InequalityISBN 1-59368-025-2

本文假设不同同人种,不同民族之间的先天智力差距为零或者极小,以至于这种细微的差距基本不会导致各群体经济竞争上的明显差别,因此本文用“经济制度”和“DMOTKDH”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如果有证据证明不同国家或种族之间存在天生的智力差异,本文可以扩展为三个维度来分析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

  1. 经济制度:外在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

  2. DMOTKDH:内在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由后天发展而来

  3. 智商:内在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是个先天因素


Geroge Soros: “My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built on two relatively simple propositions. The first is that in situations that have thinking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views of the world never perfectly correspond to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People can gain knowledge of individual facts, but when it comes to formulating theories or forming an overall view, their perspective is bound to be either biased or inconsistent or both.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fallibility.”

https://www.georgesoros.com/2014/01/13/fallibility-reflexivity-and-the-human-uncertainty-principle-2/


姜延军:《波普反本质主义的新科学精神——纪念卡尔·波普诞辰一百周年》

波普:《无穷的探索》

波普:《猜想与反驳》

波普:《论文化冲突》

波普:《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100 Years of Nobel Prize (200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Jewish_Nobel_laureates



同上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 Unemployment by ethnic background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6385/SN06385.pdf


http://hdr.undp.org/en/data#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Human Development Data(1990-2015) –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实际上每个阶段的人均GDP变化几乎不会呈现一条直线,并常伴有多次的波折,如下图所示。

本节试图对日本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泡沫做出一个猜想:在第一阶段期间出现若干次阶段性经济增长减速,政府这时试图依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或)央行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抚平经济周期。短暂的经济增长减速之后,经济又恢复了高速增长。本文的观点是在第一阶段期间(如无重大变故的情况下)经济出现的波动是暂时性波的,即使政府和央行不进行任何干预,经济也会在较短期内恢复到高速增长的状态。但是政府和央行实际上通过财政政策和(或)货币政策进行了干预,并在随后观察到经济恢复了高速增长,这让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产生了一种认知偏差:误以为是自己对经济的干预产生的良好的效果,并误把这种干预归结为行之有效的经验。

日本在二十世纪80年人均GDP增长到世界前列,其时日本人均GDP已经达到其“制度”和“DMOTKDH”共同决定的坐标位置,再无力获得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即上图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拐点附近。但是日本国内和国外投资者产生了另一种认知偏差:之前几十年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使其相信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这两种认知偏差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对于日元升值对出口产业的冲击,货币政策制定者习惯性的认为这又是一个短期的经济波动,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

伴随着日本之前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口城市化,资产价格尤其是地产价格也获得飞速增长。当时大量投资者由于坚信日本经济会继续长期高速增长,并且根据常识和之前的经验来推断这种长期的经济增长会继续带动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再加上低利率的推动,投资者进而敢于依靠大量融资来进行投资(尤其是地产投资)。

在下面示意图中的第一阶段,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基本没有出现资产泡沫。在第二阶段,信贷继续高速增长,而经济无力继续高速增长,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落差越来越大,资产价格的增长与实际经济增长的背离到了一个无法维系的程度后,资产泡沫开始破裂。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描述,早在十九世纪,欧洲就出现了反犹政党并成功召集了国际会议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提出对30岁后的公民提供哲学教育,但他提出的30岁是在社会对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前提下。今天的现实世界是大多数人在20-25岁年龄阶段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因此如果要普及哲学教育,比较可行的是从中学甚至小学的高年级阶段就开始提供哲学教育。


虽然本文中“DMOTKDH”的最高值是不可知论,需要强调的本文的观点是应该依靠广泛的哲学教育来提高一个社会的“DMOTKDH”值,而不是仅仅强调不可知论教育。因为如果仅强调不可知论教育有可能把不可知论极端化并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除了能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外,本文认为普及的哲学教育也会提高提高民主社会的民主质量和减少社会的政治冲突。今日西方的民主政治仍存在一些的问题,例如

  1. 有的候选人靠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拉票;

  2. 大众媒体时代竞选人仅依靠形象,口才或知名度就能拉票

  3. 依靠貌似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来获得选票,当选后根本无法完成其竞选承诺或者依靠极高的社会成本来实施之前的竞选承诺

  4. 相当一部分民众,国会议员甚至一些政治领袖把“平等”,“人权”,“自由”等理念极端化,对于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只会使用“平等”,“自由”等大词去表述一些模糊的观点,实际上却基本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能力。当看到社会中出现些许不符合自己理念的现象就以自己的理念绝对正确的心态去上街游行,甚至出现暴力冲突(这类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成因类似,都是由于其思维的狭窄)

  5. 议会辩论中过于夸张的评论己方的成绩和对方的问题


本文相信普及的哲学教育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思辨能力,进而部分减少上述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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